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郑州海关员工正在办公

 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2日消息,知道全球一半的iPhone是在哪里生产的吗?郑州。知道富士康苹果为何要在郑州生产iPhone吗?因为政府提供了许多补贴,还帮助招募员工。最近,《纽约时报》对郑州“苹果城”进行了深入报道。

  全文如下:

  在郑州有一个巨大的海关中心,它已经变成繁忙的商务岛。木制货盘高高堆起,像迷宫一样,政府工作人员穿着制服,正在清点、称量、扫描货物,然后批准运输。卡车没有标记,它们组成1英里长的长龙,等着将货物运到北京、纽约、伦敦及其它目的地。

  几年前,现代化商务设施建成,专门为苹果服务,苹果是市值最高的企业,也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。

  最近,《纽约时报》进行了100多次采访,采访对象包括工厂员工、物流工作人员、卡车司机、税务专家以及苹果原高管和现高管。采访发现,为了支持世界最大iPhone工厂的发展,中国提供各种津贴、税收减免和补贴,精心规划的海关线路只是冰山一角。iPhone是苹果最畅销、利润最高的产品,为了制造iPhone,中国提供的优惠额度价值数十亿美元。

  政府的影子

  郑州有600万人,处于贫困地区。每天郑州的工厂能生产50万台iPhone,工厂归富士康所有,也由它运营,富士康是苹果的制造合作伙伴。当地人将郑州称为“iPhone城”。

  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,它向富士康提供15亿美元资助,帮助富士康建设工厂和员工宿舍,修建公路,建造发电厂。不只如此,政府还承担了部分能源成本和交通成本,帮助富士康招募组装线员工,如果工厂达到了出口目标,政府还会奖励。

 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:支持iPhone生产。

  “我们要寻找办法发展中部地区。”郑州官员李自强(音译Li Ziqiang)说,“在中国有一句老话:‘筑巢引凤。’现在他们来了。”

  一直以来,中国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,提供补贴及其它帮助,让企业在全球市场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,对于这一点,美国官员一直愤愤不平。从郑州的发展可以看出,中国也在努力吸引跨国巨头在中国建造生产设施。

  地方和省级官员竭尽全力创造工作机会,推动经济增长,他们向制造商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,让企业经营更加容易,降低成本。几十年来,北京政府已经将这种支持策略提升到国家层面,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,向跨国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优惠,简化规章制约,节省行政和制度成本。

  在美国,各州各市也在争夺企业,但是中国的争夺方式与其它国家不太一样。现在是全球化跨国时代,跨国企业必须承受股东和客户的压力,寻找最佳机会,依赖高度互联的全球化供应链壮大自我,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竞争力。

  如何选择?其背后的原因是不透明的。许多时候中国争夺的对象是制造合作伙伴,而不是跨国企业本身。

  中国开出的条件很诱人。戴尔、惠普、三星已经在中国建厂,它们希望此举可以降低生成产本、增加利润,还可以扎根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。许多企业需要依赖中国本地制造合作伙伴,比如富士康。

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富士康员工下班后从保税区大门回家

  选定郑州

  与其它科技企业相比,苹果算是后到者,现在中国为苹果贡献了四分之一的营收,在整个行业中,苹果的利润率算是很高的。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而言到底有多重要?对iPhone生产和苹果销售有多重要?从郑州工厂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点线索。

  照估计,32GB iPhone 7的生产成本约为400美元。在美国手机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。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报告,苹果手机的销量虽然只占全球销量的12%,但是它囊括了全球手机产业90%的利润。

  郑州工厂到底为中国政府创造了多大价值?它对富士康、苹果的利润造成多大影响?我们很难估计。政府与富士康从未公布过补贴的具体数据。在公开记录中也找不到相关数据。苹果回应称,公司并未介入富士康的谈判过程。

  《纽约时报》获得的资料显示,在短短几年内,双方多次会谈,郑州表态支持iPhone的生产,政府会制定“优惠政策”。有哪些优惠呢?例如,向富士康提供特别援助,涉及基础设施、劳动力、税收、出口。

  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,谈判时握有大量筹码。富士康与苹果又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,苹果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户。

  在郑州,两家公司纠缠在一起。工厂投产之后,苹果是富士康郑州厂的唯一客户。到了今天,郑州厂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来自苹果,全球一半的iPhone都在那里生产。在郑州海关设施内,苹果也是主要的出口商。

  苹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提供支持苹果是知道的,至于政府为制造合作伙伴提供特殊津贴、补贴、税收优惠,苹果并不知情。

  富士康在声明中表示,感谢政府的支持,公司还说,在全球进行大宗投资时一般都会获得税收优惠,中国的情况并无区别。

  中美博弈

  美国与中国正在争夺全球市场,随着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,苹果及其它跨国企业渐渐成为中美关注的焦点。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曾经扬言,要打击那些将就业岗位输送到国外的美国企业,他还威胁说这些企业将产品运回美国时政府会征收惩罚性关税。一直以来,苹果就是特朗普的攻击目标,在参加总统竞选时特朗普表示,要让苹果在美国制造电脑及其它产品。

  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越来越警惕,一些美国科技企业对中国消费者造成的了巨大影响。中国不再满足于成为“世界工厂”,近年来,中国积极扶持本国科技巨头发展。几年前,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得到了中央的支持,现在北京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削减补贴。几十年来,大型出口商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,现在却面临严格的审查。

  现在,苹果不得不积极斡旋。今年12月,苹果CEO库克及其它硅谷巨头与特朗普在纽约开会,目的是与新政府搞好关系。8月份,库克访问中国。

  和众多的跨国企业一样,苹果也依赖全球供应链扩张业务,当中包括了跨国企业和多个国家,它们各有优势,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。在贸易政治争议中,这种复杂性往往被忽视。iPhone包括许多复杂的组件,它们来自全世界,只是在中国组装,手机为许多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;苹果宣称它为美国创造了200万个就业机会。

  当中国与美国推行新的“经济国家主义”政策,系统可能会被破坏,最终双方谁都无法受益。跨国企业及其制造合作伙伴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。

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郑州承诺投资100亿美元建设机场

  保税区

  从郑州工厂可以看出,中国不只提供了大量劳动力,而且还提供补贴,在美国及其它地方要提供类似的补贴很困难。整个优惠政策贯穿iPhone的生产全过程,从工厂生产到零售店销售。

  如果达到出口目标,富士康就可以获得奖励。政府资料显示,在生产的前2年,补贴总额高达5600万美元,当时工厂只生产iPhone。

  在这段时间内,富士康生产了几千万台iPhone,如果分摊到每一台手机,奖金似乎很少,但是积少成多。资料显示,政府还为郑州工厂提供其它财务援助。

  在投产的前5年,郑州政府免去了富士康的企业税和增值税;在接下来5年减半。不只如此,富士康员工还可以少交社保及其它费用,减少的钱每年累计可达1亿美元。

  海关中心属于保税区。所谓的保税区相当于“海外领土”,采用不同的进出口规则。有了保税区,苹果将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更加容易。

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商场背后是富士康员工宿舍

  迟到者苹果与iPhone

  事实上,苹果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。

  为了降低成本,一些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,比如康柏、戴尔、惠普,它们结束了本国制造业务,向海外迁移,主要是亚洲。苹果没有这样做。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坚信硬件与软件应该紧密整合。

  苹果没有关闭工厂,它在科罗拉多、德州、加州制造产品。1985年,乔布斯离开苹果,之后苹果保留了一些工厂。这些工厂自动化程度很高,墙壁漆成白色,因为乔布斯喜欢白色,工厂成为美国制造的象征。

  1984年,苹果在加州开设了制造工厂,生产Macintosh电脑,当时乔布斯曾说:“这款机器是美国制造的。”

  出于财务考虑,苹果最终改变策略。Mac销量下滑,库存不断增加,苹果只能将生产外包。97年乔布斯回到苹果,他将外包业务交给库克打理,之前库克在康柏工作。

  在库克的领导下,苹果将制造任务交给富士康,当时富士康正在快速增长,拿到了康柏、IBM英特尔的定单。合作之后,苹果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擅长的事:设计、营销。苹果拿出新创意,富士康寻找办法降低成本,实现批量生产。

  苹果前高管乔·奥沙利文(Joe O’Sullivan)认为:“富士康拥有出色的模具工程师,它们愿意投资,愿意与苹果共同发展。”

  2001年iPod推出之后迅速走红,富士康的实力也大为增强,苹果每推出一款重磅产品,富士康都能够满足要求。富士康工厂快速生产原型设备、提升产能,在高峰时段,富士康还可以招募大量员工。

 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他频频飞往中国,与地方官员、政策制定者协商,争取补贴,用更低价格拿到土地,还在员工招募、基础设施方面获得帮助。

  苹果前高管托尼·法代尔(Tony Fadell)认为:“富士康之所以能够变得如此庞大,郭台铭是关键。他曾说过,如果他要搞制造,中国政府会提供一部分资金。苹果增长,郭台铭也越来越强大,最终无人可以与他竞争。”

  2017年苹果推出iPhone,富士康准备扩大生产,它开始在中国寻找地方建厂,各地激烈竞争,它们派官员住在深圳酒店,与富士康接触,毕竟富士康的主要运营中心设在深圳。

 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高玉宁(音译Gao Yuning)认为:“事情有点像奥运比赛。”

  郑州政府认为工厂是一个巨大机会,曾经中国高速发展,而郑州却错过了机会。为了吸引富士康入驻,郑州提供金钱资助,还制定了诱人的投资条款。政府承诺能源和交通成本可以“打折”,社保费用降低,还会提供15亿美元资助,让富士康建设工厂和员工宿舍。

  为了支持项目的发展,郑州建立了特别经济区,向富士康提供2.5亿美元贷款。当地政府承诺投入100多亿美元扩建机场,机场离工厂只有几英里远。

  加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巴里?诺顿(Barry Naughton) 认为:“我们都知道,中国会用各种政策推动发展,郑州的决策是正确的。”

  郑州快速行动起来。建厂,批准,2010年8月组装线开始运营。苹果COO杰夫·威廉姆斯(Jeff Williams)说:“真是让人印象深刻,他们非常专注。”威廉姆斯曾经参与建厂协商事宜。

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晚上换班时员工离开工厂

  在中国制造,在中国销售

  当苹果最初进入中国时,中国还是生产成本很低的国家。后来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。将产品交给中国消费者,苹果最开始时只能借道香港。

  80年代中国经济的大门打开,经济特区设立,政府鼓励制造与出口企业发展。然而,当中国人购买外国产品时,这些政策会造成障碍。

  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产品,然后运出中国再运回来,这样产品就可以享受进口优惠税率,许多企业都采用这种方法销售产品。

  2005年,苹果最畅销的产品是iPod,它是在中国南部制造的。为了达到政策的要求,苹果将iPod运到香港,许多时候,货物抵达香港之后马上返回。

  沃尔玛前全球采购主管爱德温·科恩(Edwin Keh)说:“中国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,正因如此才有这样的弊病。那时,我们的供应链擅长在东方制造东西,然后到西方卖。”

  苹果与其它跨国企业需要一套更好的制度。

  到了2007年,苹果推出iPhone,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,许多企业要求中国放宽限制,让全球企业进入。苹果及其它企业相信,将货物运到香港费时费力,它们希望能从中国工厂的大门直接将货物送到店铺与分销中心。

  在与郑州讨论时,富士康坚持要求将运营地点设在保税区,按照海关条款从工厂的大门直接让iPhone出口。富士康还要求将工厂建在离机场几英里远的地方,方便苹果将产品送到全球。

  之前其它城市也建立过如此复杂的运营中心,但是郑州提供了各种便利,正因如此,郑州工厂才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中心。

  保税区相当于外国领土。在保税区内运营,外国企业进口零部件不需要交税,而且产品并不需要真正出口到国外。在海关关内,产品进出口用虚拟方式完成,不需要跨过国界。之后产品就可以在全球流通,也可以运到其它地方去。

  中国是iPhone的最后组装点,它还是苹果全球税收战略的一个环节。

  在郑州保税区(一般是在海关),富士康将iPhone卖给苹果。采购iPhone之后,苹果再将手机卖给苹果子公司。整个流程大部分是通过电子形式完成的。

  苹果在中国生产的其它产品也用类似的方法销售。2013年,美国国会在报告中指出,苹果将部分商品的利润划到爱尔兰子公司的帐户下,爱尔兰的税率比较低。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这样避税,不只中国这样做。

  前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幕僚长爱德华·D·克莱恩巴德(Edward D。 Kleinbard)认为:“在制定全球避税策略时,美国企业是最精明的。通过这种策略,它们创造了无国藉收入,也就是说收入与创造收入的国家切断了经济联系。”

  苹果认为自己遵守了税收条款,它坚称不欠任何税。

  在郑州,当地官员认为向富士康提供补贴是正确的,他们深信iPhone生产会带来巨大收益,这种收益是可以持续的。

  2014年8月,郑州召开特别会议,讨论与富士康的深度合作事宜。当地官员称郑州是“苹果iPhone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”。

  郑州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生产线,从郑州出口的智能手机已经达到2.3亿部,它是中国最关键的出口中心。每天的iPhone产能达到了50万台,郑州的税收收入正在快速增长。

  官员们将这种发展速度叫作“郑州速度”。

揭秘郑州“苹果城”:世界最大iPhone工厂这样造就郑州机场模型

  帮企业招人

  早上6点30分,富士康工厂的员工开始换班。有的员工走路来上班,还有的坐大巴、骑摩托车,甚至有人骑三轮车。

  工厂分成几十个区,占地总计2.2平方英里。高峰时期有35万员工组装、测试、包装iPhone,每分钟生产350台。

  为苹果工作的员工像军队一样,能招募如此多的员工离不开政府的帮助。在签署协议时,政府协助招募、培训、安置员工已经写了进去。省级官员打电话到村镇,帮助招募员工。

  郑州一家私人招聘中心的负责人刘苗(音译Liu Miao)说:“每个市的劳务和人力资源部门全都动员起来。”每招募一名员工就会获得补贴。刘苗说:“如果要求高,钱会多一些,如果要求低就会少一些。”

  像郑州一样的城市愿意给制造企业提供补贴,主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拉动经济增长。不过渐渐增加的补贴与中央政策不一致,正因如此,跨国企业在中国经营业务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  当经济增长放缓时,中国开始转移方向,从制造、出口转向创新和消费。中国希望本土品牌和本国科技企业能够发展起来。

  以前,中国在制定投资政策时会极力扶持海外企业发展,现在中国开始重新思考这一政策。2014年11月,国务院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求,让它们评估并取消优惠政策,包括提供给跨国出口商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。

  不过这一要求遭到抵制,富士康及其它国际企业反对的声音最大,它们希望能继续获得补贴。后来中国只好让步。

  尽管如此,有一点倒是越来越明显:在中国,海外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。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控制,向西方科技公司施压,优先完成本国目标。

  麦格雷戈(James McGregor)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,他为在中国运营业务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。麦格雷戈说:“你能为中国带来什么?政府想知道这些。中国有市场,有实力,它不再任人摆布。”

  中国企业还会处罚海外企业,比如高通。在中国市场,华为、小米等本土品牌开始崛起,它们在价格上与苹果、三星竞争。(云外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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